1、 笔筒风雅推竹刻 竹为文人喜爱之物，所谓“宁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是也。竹为气节之象征，文人雅士多以竹雕笔筒为清供之物，赏之用之。明清之际，苏州、嘉定、 金陵、扬州、广东这些地方的竹刻工艺十分流行，竹刻名家辈出，他们将中国画中的山水、人物、花鸟、亭台楼阁等章法结构再现在笔筒之上，表现出当时文人隐逸 的思想情趣，使竹雕器物由实用型开始向实用和欣赏兼备的类型转变，并逐渐成为收藏者的心爱之物。 今天我们常常提到的嘉定竹刻，即为明代朱鹤始创，这个流派明清两代均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竹刻艺术大师，如朱小松、朱三松、封锡禄、周芷岩、张希黄 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朱鹤、朱小松、朱三松为祖孙三代，世人合称“朱氏三杰”，所制笔筒参用圆雕、透雕和高浮雕诸法，刀法深峻，立意古雅，题材纹样以人物 故事为多。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件笔筒是南京博物院藏朱松邻制松鹤纹竹笔筒。
2、 名木纷纷为笔筒 木制笔筒在明清之际亦较为常见，有紫檀木、黄花梨、黄杨木等，技法与竹雕大同小异。一般来讲，明代木笔筒做工朴素浑厚，刀法遒劲流畅；而清代木笔筒做工精致洁润，刀法细腻，意境深幽。 鉴别木笔筒除了要懂材质外，还应熟悉雕工刀法。现在社会上流行着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但凡木质器具，只要是硬木，就是好东西，其实不然，对于木笔筒还应从工艺水平、年代早晚等方面综合评估，用料的高档与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紫檀木为棕紫色，好似犀牛角色，用酒泡，紫色就会下来，而且粘在碗上。我国古代了解并使用紫檀，据说始于东汉末期。晋代崔豹在《古今注》中称： “紫木，出扶南，色紫，亦谓之紫檀。”紫檀树长得慢，大约几百年方能长成材，所以紫檀树往往内部是空的，俗称“十檀九空”。树无大树而又极其稀少，故紫檀 又有“木中之金”之说。对于中空的紫檀材料，中国人不但不弃，反而经过文人的巧妙构思、工匠的巧夺天工，制成颇具文人雅趣的笔筒。 紫檀笔筒的制作，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依托中空材质，琢圆而成；一种是用六片左右的紫檀木拼镶而成。从工艺上看，紫檀笔筒分光素与带雕工的两 类。光素笔筒突出木质的光泽和纹理，古雅大方；带有雕工的紫檀笔筒很少采用较为繁复的镂雕工艺，而是利用本身的色泽、纹理或棕眼加以表现，这样的雕工使得 笔筒更加大方稳重，古朴典雅。 黄花梨在明代深得文人的推崇，产自南洋诸岛，数量不多。黄花梨上常见木疖，美如狸斑，俗称“鬼脸”。黄花梨木色橙黄，有的红紫，有香味，纹理清 晰，木性极为稳定，不易变形，分量较轻。由于黄花梨纹理典雅华丽，明代文人与工匠在设计与制作笔筒时，大多采用通体光洁的做法，以突出其木材纹理的自然美 和书卷气。 另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黄杨木雕笔筒，一改那种以龙凤为主要图案的宫廷气，题材多取自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或刻山水人物、或刻翎毛花卉、或刻对弈、或刻听琴、或刻渔樵耕读，构思新奇、造型小巧。
3、 瓷质笔筒扮主角 明清笔筒的大宗产品瓷，由于其烧造相对简单，产量高，传世品多，故为广大收藏者所喜爱。瓷制笔筒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但流传下来的已寥若晨星。明末天启、崇祯时期的瓷笔筒生产量较大，以青花为主，纹饰有植物、动物、人物等，其基本形制为直口，平底，腰微束。 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以前的这段时期，制瓷业空前繁荣，工艺水平之高超、瓷器种类之繁多，为历史上所罕见。民国时期赵汝珍在他著录的《古 玩指南》中载：“从来对于瓷上书字均不注意，康瓷则非常讲究。如康瓷之大笔筒多书古代名文。如《滕王阁赋》、《归去来词》、《兰亭序》、《赤壁赋》等，视 面积之大小而择书之。书法精美出入于虞、柳、欧、褚之间。且有作四体书者，定以前所未见。”这段记述可谓精辟，说明那一时期的瓷制笔筒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 藏价值。 清代瓷笔筒品种涉及青花、釉里红、墨彩、五彩、粉彩、斗彩等。其中，康熙的青花、雍正的墨彩和乾隆的粉彩笔筒，体现了各朝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 从器型上看，清早期(顺治、康熙)某些笔筒还保留了明代笔筒上下均略撇的特征；清中期后，笔筒多为直身圆筒。从纹样看，有山水人物、花鸟、松鹤、百寿字 等，但以山水人物故事为多，如虎溪相送、竹林七贤、春夜宴桃李园等。从形制上看，到了清朝，笔筒的形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 釉，胎厚体厚。到康熙年间，则体形略为降低，这时候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 形看上去似一玉璧，所以，人们称之为“璧足”。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则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璧足”改为“圈足”。 瓷笔筒除了要看胎、釉的质量外，主要看瓷画的水平和青花的发色。瓷画水平不同，价格会有天壤之别，在瓷笔筒中，以人物图案为主的青花笔筒价格比山水图案的要高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