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空间规划体系应与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政治体制类型决定了规划的管控方式。单一制国家空间规划体系有较多的控制性，而联邦国家有较多的指导性。 经济体制类型影响规划编制体系以及规划内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规划之间关系密切，具备强干预性。社会市场经济国家联邦层面的规划比较宏观，底层的规划比较具体，属适度干预型。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不编制国家空间规划，有一些问题导向型的州级规划和区域规划，其地方华夏土地用途管制分区具有法律效率，属于地方自治型。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应与行政组织体系相适应，应具有从国家、区域到地方的控制性特点，并体现出上下结合的系统性。
2、空间规划体系的变化应源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二战”后，西欧和东亚的重建为中央政府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安排提出要求，由中央、地区和地方构成基本的空间规划体系，在战后经济恢复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波动对规划体系产生影响，但欧盟的成立以及《欧盟空间展望》的颁布带来了欧洲空间规划体系的欧盟化时期，区域规划得到加强。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变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再次推动各国政府从管理走向治理，进入了规划体系的全球化时期。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土空间规划应更加关注国土空间保护和空间资源管控、限制地方开发冲动，推动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
3、行政体制改革为规划体系的变化提供了保障。发达国家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公共服务的社会化、行政权力的分散化和政府机构的整合化成为规划体系变化的基础。“二战”以后一些国家为便于统一管理而减少地方政府数量，还有的国家在不合并市镇村的情况下编制联合规划实现统一管理，体现了规划体系“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2018年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空间规划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以“多规合一”试点为基础，以继承和发展为原则，创新性地重塑多级多类的国家空间规划编制体系，已成为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任务。
4、空间规划体系应兼顾系统性、协调性和动态性。不同类型的规划体系具有一定时空共性。一是系统性，指空间规划的行政体系、法规体系和编制体系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每一次空间规划问题都会带来法规体系的变化，导致行政体系的改革，形成编制体系的更替。二是协调性，指空间规划体系的核心是建立一种协调机制，横向上统筹空间规划和部门规划的关系，纵向上协调国家规划和地方规划的关系。三是非线性动态性，指空间规划体系一直伴随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体系的变化而变化，是具有非线性的周期性和波动性特征。我国空间规划编制体系以五级行政组织体系为基础，应在纵向上构建国家指导性、区域协调性、地方实施性等不同层级的规划类型，在横向上构建不同精度的规划类型。同时，与非空间性的规划相互衔接，共同构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国家规划体系。
